非典型社恐患者的朋友们

摘要: 我并不是真的惧怕和人交流,但是在交往过程中,总有什么东西横在我和对方之间,让我无法再向前一步。

10-09 19:25 首页 三明治


12岁以前,我还没有染上社交恐惧的毛病。事实上,那个时候我有点过于人来疯,按照当下流行的说法,我身上洋溢着一种夸张的表演型人格。  


听家里人讲,四五岁的时候奶奶带我参观毛主席纪念堂。蜿蜒的队伍静悄悄的,其他参观的孩子们在肃杀的氛围下纷纷握紧了大人的衣角。也许奶奶也排队晃神了,再低头时,发现我已经一个健步冲出了队伍,猫腰穿过护栏,贴在台子跟前昂首挺胸地给平躺的毛爷爷鞠了个躬。


也许你会说这并不稀奇,但多年后家人每每提及,我都会发冷冒起一身的鸡皮疙瘩。


现在这个不敢独自出门的我、讲话发抖到失控的我、希望泯灭在人群中的我,和当初那个鞠躬小小身影,一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吧。  


今年,我参加了一个心理干预小组,想与自己的社交恐惧一决胜负。在测试资格的过程中,我能从回忆里捞起一把鸡毛蒜皮的小事,但我无法像其他人一样,清楚地定义哪里是人生转折,或是从哪天开始,我变成了一个“社恐”的人。


在回答问卷的过程中,在我脑海中浮现是一个个独立的背影,她们是我在人生不同时期拥有过的朋友,有些仍然时常出现,有些已经过上了与我毫不相干的生活。但无一例外,她们都在我身上留下了长长的倒影。


她们照见着我这个社恐患者非典型的一面。



老猫


我和老猫相识的时候,都还是10来岁的小姑娘。她个头比我略高,天生一头棕色的长发,五官很大,有着混血儿似的美感。


她顶着这样一个古怪的外号,家里却养了一群狗,经常跟在她身边的是一只橘色的博美,脾气很差,经常将我一个飞扑挤出门外。90年代初,流浪狗坊间伤人的新闻很多,听老猫自己说,她爸爸就在警局下一个负责缉狗的行动大队里,不是扫荡地下狗市,就是沿街捕获流浪狗。


但在相互作伴的童年时光里,我只见过和老猫同住的奶奶,从未见过她的父母。现在回想起来,老猫的爸爸妈妈只存在于老猫的故事里,我甚至开始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过。


我喜欢和老猫一起玩耍,但我的家人并不喜欢她。但那样幼小的年纪,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,她给我一种放松相处的感觉,也许是因为性格随和,也许只是家里并没有人约束。


没有人约束的我们,决定去做些更刺激的事。


和班中的最顽劣的男生称兄道弟。跑到公共花坛里采花,被刚刚收工的居委会大妈甩着小铲子追着吼。用兜里的零花钱参加“抽奖”游戏,输光了所有积蓄,徒步五公里回家。我过着刺激的双面的生活,暗中体会着没人约束,放飞自我的自由感。


虽然我自以为掩盖得很好,但父母明显察觉到不对头,对我采取了更严厉的管束措施。他们讨厌一个孩子的理由也非常直接:成绩吊车尾,有人生没人养,和这种人混在一起有什么好。


我依然可以回忆起当时自己错愕的表情,隐约觉得“有人生没人养”是一句很重的话,因为在讲这六个字时,父亲的眼睛凸出,手指随着每一个字用力向下挥。


如何把这个理由对老猫讲出来呢?她是那样随和的性格,我甚至从未看过她流眼泪,我无法放弃这个朋友,但我不敢顶撞自己的父母,我无法开口,我无法开口。


既然真相无法说出口,那么解决的办法就很简单了:说谎。


“我今天没办法出去玩了,我需要在家里陪奶奶。”


“今天可以去找你写作业,但是别和我爸妈讲。”


“作业本落在学校了,怎么会借给其他人抄呢。”


“下学我没有在外面玩,是学校下课有点晚。”


如果把迄今为止说过的谎话换算一下,大概人生70%的谎言都在这个阶段说完了。我小心地记忆着两套不同生活的各种细节,不露出任何破绽,花很多心思锻炼自己临场瞎掰的能力。一定是我把谎话编得太好,双方虽然心有疑虑,但都找不到确切的矛盾点。


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:既然父母白天不在,奶奶又耳背,为什么不偷偷邀请老猫来家里玩一下呢?


如今回想起来,我大概低估了奶奶的听力水平。


老猫刚进屋没有多久,奶奶不知为何突然走了进来。她也许是听到了门开的声音,也许是看到了走廊里一晃而过的身影。当她走进屋来,只有我一个人装模作样地坐在写字台前。老猫已经被我慌忙间按到桌子下面蹲好了。


奶奶很少在我的房间久坐,但那天她迟疑了一下,重重坐在了桌子旁边的床上,开始慢慢地和我聊天,声音似乎有些刻意的不自然。


“初一的功课预习得怎么样?你妈妈就快下班回来了。”


我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脏嘣嘣的跳跃声,生怕自己一开口声音就会颤抖起来。我以一个自认为能挡住老猫的姿势僵坐着,留给老猫藏身的空间很少,小腿能感受她埋怨似的推搡。


“最近没怎么看到你的好朋友来家里玩了。”


“你要听你爸爸妈妈的话,既然以后不在一个学校了,就不要和这样的孩子一起玩。”


“这种孩子以后都是街头的小混混。”


奶奶似乎没有等待我回应的意思,只是不停重复着父母日常教育我的话,穿插着在别处听到的关于老猫家的种种八卦。


我有种被石化在椅子上的感觉,不知从哪一句话开始,小腿再也感受不到推搡,我甚至不确定老猫还在不在桌下,她是不是从什么地方溜走了。


我忘了奶奶讲了多久,忘了最后老猫是怎样逃难一样离开了我家。从始至终,我不敢去看她的脸。


那是六年级毕业的暑假,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。入秋后,我们将去两所不同的学校求学,距离离得不算远。


几年后,我曾远远在放学时看到了一群着装大胆的不良少年,其中一个轮廓很像她。那个姑娘应该很好看,头发染成红色,嘴里斜吊着一支烟。


只是烟雾太浓,我看不清她的脸。


小松


在琢磨怎么形容接下来的这位朋友的时候,我偶然看到豆瓣上一篇有趣的帖子,讲了综艺节目《康熙来了》的一个情节,小S听说自己一直以来的好朋友范玮琪,似乎有了更要好的新朋友。


带着醋意的小S劈头盖脸地发问:你把我排在朋友的第几顺位?


不知道范玮琪有没有接住这份责问,我甚至有些同情她。


同样的问题,我曾在十多年前遇到过一次。当时我的答案,是顶着一张红彤彤的脸落荒而逃。在我逃走的现场,留下了一个叫小松的姑娘。


在我们的学生时代,无论是排座位,还是排体育课队形,总会有许多按照高矮顺序排队的时候。那是小松深恶痛绝的时刻,因为无论是女生单排,还是男女生混排,甚至是偷偷踮起脚尖,她永远都是瘦小的第一名,不情愿地站在老师眼皮底下,用脚踢着石子。


这个姑娘太瘦弱了。第一次看到她,我从心中顿生出一种莫名的柔软的情绪,仿佛是看到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奶猫,哼哼唧唧地发出呼噜的声音。


但我们都被这样的外表欺骗了,真正的小松,是个反差巨大,内心澎湃而敏感的姑娘。


像所有要好的女同学一样,我们用尽所有在校时间叽叽喳喳挤在一起。回家后,她会顶着幽暗的灯光,给我写一些透着哀伤却叫人看不懂的信,推荐一些奇奇怪怪的冷门歌曲。在体育课上,她会挽着我的胳膊歪头去看浮云,无端流下一行眼泪。


那时还没有“文艺女青年”这样判定词。以至于多年后,当这个设定再火起来的时候,我心头竟然涌起一种“全都见过了“的沧桑感。我对这种看不懂的分裂感是羡慕的。和她相比,我的内心太乏味,似乎三两句就可以讲完。


时间慢慢指向2003年,“非典”,一股说不清是紧张还是兴奋的情绪,在校园内蔓延开来。学校停止派送午餐,校门外开始出现手持温度计的老师,有调皮的男生会在校门拐弯处来个百米俯冲,企图使自己的体温升高,奉旨回家休息。


小松“幸运地”处在首批遣返的队伍之中,她的流感症状和持续低烧令班主任如临大敌。


失去了玩伴的我有些寂寞,但在人心惶惶的状态下,原本固定的玩伴组合纷纷打破,很快我就和坐在前面的姑娘勾肩搭背玩在了一起。但我隐隐总有一种忧虑,似乎背叛了与小松之间的某种约定。


小松曾明确表达过自己对友情的珍视,这份珍视表现为一种洁癖。她会带着一种撒娇似的口吻称呼我“老公”,并把自己称为“老婆”。


“老公和老婆要永远相亲相爱地在一起呀。”


讲这句话的时候,我们正站在一起拍大头贴。因为个子矮小,她选了一只女兔子的位置,我只能不情愿地将脸摆到男兔子的一边。两只兔子手挽手,她看了一会儿,一笑就露出两颗虎牙。我不喜欢这种定位,应该说是不理解,为什么友情会变成这么沉重的东西。但性格软弱如我,为了避免正面冲突,走上了邪路。


小松归来是临近4月底的事,直接将前桌作为新朋友介绍给她吗,还是要直接和前桌说再见呢。似乎哪一种决定都会伤人,还是先用说谎的方式顶一段时间再说吧。


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一种“总想当好人”的病,直到后来在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看到张无忌,周旋几个女孩子之间踌躇软弱的样子,我才开始觉得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。


这一次的谎言没有维持很久,冲突的爆发发生在全校因“非典”停课前的一周。


我和前桌像往常一样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什么时候可以放假,放假后要去哪里玩。教室里已经是一派放羊的架势。嬉闹声渐高,坐在第一排的小松突然拍桌子起身直勾勾地盯着我俩。


那是一种质问、委屈和怨恨混杂的眼神,即便在回忆中重放这段镜头,我还是会不自觉将视线转移开来。


“你什么意思?”


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疑问句,我也确实不知如何回答,当场愣住了。


“你拿我当什么了?”


我的脸一定涨得红红的,耳朵有种被蜜蜂蛰过一样的滚烫感。我能听到周围其他的声音慢慢弱下来,目光全部聚集在了我们身上,可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

前桌有些尴尬,企图伸手去拉小松,被一把甩开。


“有你没我,有我没你!”


撂下最后一句话,小松拔腿奔出了教室。


十多年后,我想过当初能有多少种不同的处理方法。


也许我可以放任她跑出去冷静,毕竟她不能永远不回教室。也许我可以去追她,但可以明确讲清楚,我心中的友情并不是这样的霸道。但我没有,在愧疚感的折磨下,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追了出去,像一个负心汉一样毫无底线地在小松身后忏悔。


“我并不是心里没有你的!”


“我和前桌只是最近比较熟!”


“以后我绝不会再这样做了!”


也许是从那一刻开始,我开始从心底唾弃我自己。


我忘记了小松是怎样原谅了我,也忘记了自己是怎样选择忘记这件事,只是从此之后,我更加在意周围人的感受,更喜欢藏在他人看不到,注意不到的地方,变成一个不大喜欢说话的隐形人。


我很害怕,自己张口而出的是更多的谎言。


一次暑假,小松向我强烈推荐一本小说。故事讲述了两个性格截然相反,又互为精神支柱的姑娘,生命是如何纠缠在一起。去年,这本小说拍成了电影,名叫《七月与安生》。


只是我很讨厌这本小说,它没来由地让我回想起“非典”的那个春天,和自己那张通红的脸。


阿岚


我是个被“自己心脏不好”吓大的人。


小学的时候,手脚颇为灵活的我,曾被体育老师划进了长跑队的行列。这算不上什么殊荣,但多少让我感觉和其他同学有了些不同。只是还没等我得意两天,就让父亲给领了回来。


他和老师讲了很久的话,回家的路上低头嘱咐我,以后不要参加这么剧烈的运动,家里有遗传的心脏病,我的心脏先天也有毛病。


我想了一下,这可比参加长跑队特殊多了。


从此,“我有病”三个字像一锅老汤,无声地在我内心翻滚,每一次想起,都会悄悄地更加怜惜自己一分。尽管除了运动量徒减,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感冒之外,我和其他同学的身体状况没有任何不同。


这种自我催眠在《蓝色生死恋》热播时达到了高峰,有了和主角同款的疾病,似乎一切都获得了开脱的理由。


数学题不会解,跑步跑不快,害怕和人打交道,没关系,都没有关系。


毕竟,我是个有病的人。


种下催眠的种子是一瞬的事,拔掉它却需要很长的时间。我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最终证实,当初除了精神的“中二病”,我的身体确实什么毛病也没有。


而高中时,我认识了真正“有病”的阿岚。


中考结束后,我跨区来到了另一所学校。这是个皆大欢喜的选择,父母希望我能进入更好的学校,而我也迫切地想要重置自己压抑的人格设定,环境格式化,进入陌生的新学校确实是个好办法。


我并不害怕陌生环境,实际上,我见过不少一样不害怕陌生环境的社恐患者。


七八岁的时候,我曾经很喜欢去动物园的爬行动物馆,尤其喜欢去看变色龙。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下,我会不自觉地开启一种类似的,保护色一般的友好人格,以便顺利融入到大环境当中。融入新环境是手到擒来的小事,真正让我害怕的,是再次陷入到纠结的关系里。


而阿岚,是关于“纠结关系”所有描述的反义词。


第一次看到阿岚时,她正被一群听众围在中间,有些是坐在她座位附近的,有些竟是大老远从教室后面特意跑过来的。我刚刚好奇地往前凑了一步,就听到她正绘声绘色地讲着最近看的漫画。大概是刚刚成功抖了一个包袱,听众还没笑,她自己就发出一阵底气十足的爽朗笑声。


虽然不知道讲的是什么,但只是听到她的笑声,我就跟着笑了起来。


课间时分,上下学途中,她的周围总有热心的听众。从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,到二次元世界的最新消息,只要在她的舌尖转个圈,怎么听都觉得趣味横生。她喜欢看漫画和动画,尤其喜欢热血昂扬的少年漫画。而我喜欢和她聊天,这都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东西。


权衡再三,我鼓起勇气,向阿岚借了一套她珍藏的《棋魂》漫画来看。


结果当天晚上,我就不慎把书脊撅折了。


看着平摊成两半的漫画,阿岚愣了一会儿,然后就朗声笑了起来。


“你还补救了一下吗?用双面胶粘上了。”


后来,我们成了极为要好的朋友,我又问起了这件事来,阿岚掰着手指头翻了个白眼:“我本来也生气,但你的双面胶贴得太难看了,没绷住就乐了出来。现在想想当初应该保持严肃,狠狠讹你一笔。”


她是个大大咧咧的人,打心眼里瞧不上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文学,并将阅读感受描述为“喘不上气来”。在周围的女生为青春与疼痛,伤痕和泪水轻声叹气的时候,阿岚会书桌里抖落出一份都市日报,哗啦啦翻到社会新闻版块,津津有味地朗读起狗血八卦,让周围那些本要掉下来的眼泪,生生憋了回去。


有时候我觉得,阿岚的真实人格,可能是个抠脚的中年大汉。


和性格敏感的小松相处了三年,我已经无意去探究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情绪。但面对个性这样简单的阿岚,让我在感知痛苦的层面上,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。


没过多久,我就明白自己“更了解痛苦”的想法是多么肤浅。


高三开学两个月后,阿岚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,嘴唇慢慢从淡淡的粉红褪成斑驳的白色,最终彻底变成纸一样的苍白。我从未见过那样可怕的脸色。


最初问起来,她还会笑着摆摆手说自己没有事,只是时不时会贫血,晚饭多吃点猪肝和大枣缓一缓就会好起来。但到了第二个礼拜,她已经没什么说话的力气,强撑着上完课,笔还来不及放下,就一头栽在课桌上。


我清楚地记得,最后一天是个周五。我把她摇摇晃晃地搀到校门口,目送她爬上开往医院的出租车。


后来,阿岚因先天性血管瘤破裂入院,她的内脏上长着拳头大小的血瘤,瘤体破裂,血色素已经低到了致人休克的边缘。直到高考结束,她都没有再回来。


这些消息是在阿岚住院后,我们几个人在一起东拼西凑出来的。


“她的病是天生的,听说大夫说小时候就动过手术。”


“我体检的时候看见她腿上有一道很长的疤。”


“这种瘤子无法根除,身体里有血管的地方都会长,就像寄生一样。”


“那就是要反复开刀了?”


“你听她和你说过自己有这毛病吗?”


“没有,你呢?”


“我也没有……”


所有人都在摇头。


我觉得很荒唐,一个人要迟钝成什么样子,才会把这样的病不当回事啊。


高三的那个冬天,我去病房看望阿岚,她正躺在病床上,单手举着手机四处找信号。病房里很暖和,她的脸被闷得粉扑扑的,侧脸看到来了人,眼睛一下亮了起来。我第一次看到了她腿上的伤疤,苍白的皮肤下蔓延着青色的血管。其实那并不是一道伤疤,而是一颗在体内潜伏的毒瘤,不知道什么时候,会在什么地方再次炸裂开来。


不过她很快就把裤管放下,看看胳膊上埋着的针头没有碰歪,就开始笑嘻嘻地讲述手术的过程:为什么选择了半身麻醉,刀子划在身上是怎样一种奇怪的触感;做手术的大夫有多不照顾病人感受,一边切着,一边和护士欢快地聊天;取出瘤子后,大夫是用怎样一种开心的语气询问她想不想看一下……


没有抱怨疼痛,也没有埋怨坏运气,她心情很不错,鼻梁间不知是不是因为长时间输血,出现了一条淡淡的红线。眼下她正认真琢磨着自己落下的功课要怎么补回来。


我觉得有些恍惚,觉得之前心里翻滚的“优越感”的小念头,是那样羞耻而可笑,甚至庆幸起来,还好这些话从未对她讲过。



KK




我的社恐症状是在大学时严重起来的。


回想起来,我并没有遭受什么重大的刺激,只是在同龄人开始向成人蜕变的时候,自己仍处于封闭的蚕茧状态,映衬之下,显得格外慌张。


报到当天,我正站在院系的帐篷下排队。旁边是商学院的队伍,一个陌生的姑娘和我正在一旁乘凉的母亲热切地聊天。她也是新生,背上背着很重的双肩包。母亲觉得她独身一人前来报到很厉害,称赞了两句,顺便也挖苦了我几句,只听这姑娘立刻操起播音腔朗声道:


“大家都是五湖四海来的朋友,今后当然会相互照应。阿姨,您放心!”


我当场就愣在了那里。过这样的同龄人我从未见过,这种漂亮的场面话也是我决计说不出口的,一股不知是恐惧还是厌恶的感受从头窜到脚,从脚窜到头。


正当我不知如何接话的时候,排在我前面的姑娘转过头,笑着瞧了说话人一眼,压低声音问我:


“有没有种上梁山的感觉?”


我至今不知道那位梁山好汉的名字,学校很大,四年间我再也没有见过她。


回头吐槽的这位姑娘叫KK,最终成为我大学直到现在最重要的一位朋友。


语言学院是个冷门学院,不少同学都是从热门院系调剂过来的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学院中弥漫着一股不屑和玩儿票的情绪,似乎尽早融入社会,多多参加社团活动,才是不浪费青春的正道。


而KK是其中的少数派,她是带着一腔学习语言的热血来到这里的。


她说,这一切源于她高中时的英语老师,一个留洋回来的海归,喜欢带着全班同学一起看《老友记》。老师听说KK从来不敢走进咖啡馆,便拉着她去了星巴克,给她买了人生中第一杯咖啡。


“其实现在想想,一杯咖啡没有多少钱,但我还是觉得她太酷了。”


那时正是期末,晦涩的语言学课本看得叫人崩溃,KK已经看花了眼,趴在桌子上发呆的时候突然讲起了这个故事。讲完后,她宛如重新回血,腾地一下坐直了起来继续看书。


我撑着头坐在对面看着她,觉得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。


一个人对专业的选择竟然这样随意。难道她就是被一杯咖啡忽悠到这里的吗?这样的一腔鸡血能撑多久呢?


肯定长久不了。


家庭的管束和父母的训诫,如今仍是我身上一笔浓重的底色,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自己并没有察觉。


报考志愿的时候,父亲与我进行了多次长谈。所谓的长谈,其实并不欢迎我插嘴,而是单方面、长时间的语言轰炸。


“我们那个年代,就是语言没有学好,太吃亏了,还是去学语言吧。”


“以后想当编辑?编辑专业本身是垃圾。”


“你也就记忆力好一点,学这个正合适,再过两年,记不住东西了,也就完了。”


“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我早就开始赚钱养活自己了。“


“你自己看着办吧,以后找不到工作不要哭着来找我。”


回想起来,我的面前曾出现过摆脱家庭控制的好机会,但一贯的儒弱和对父母的依赖,让我在顺从之外看不到任何出路,只能生生把“不”字咽回了肚子里。


这对一个有正常自尊的成年人,大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
于是我开始在内心不断说服自己。


“负责任的家长都会对孩子负责。”


“选择这条路是对的,是最适合我的。”


“我的想法太幼稚,还是不要自己瞎想了。”


如今想来,其实我和KK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。一个内心充斥着自我否定的人,一天24小时面对KK这样的充满自信的人,我的心理状态是极度纠结的。


有时候,我渴望成为KK一样的人。有时候,我又执着地沉浸在自我否定,甚至是否定他人的情绪里。


第一年的考试结束,除了KK反感的马哲课之类的公共课以外,她的专业课成绩甩第二名一大截。和传统意义上那些小心翼翼,唯恐他人超过自己的学霸相比,KK是发自内心地喜爱自己在做的事,而且乐于用自己的热情影响周围的人。


我们在KK的晨读声中醒来,又在她啃原著的夜灯里睡过去。


当KK说,她打算考国内专业排名第一的高翻学院时,所有人都不觉得惊讶,即便这个目标看起来是这样渺茫。


“我们一起准备考研吧”,KK的眼睛里闪着光,“一起来为未来拼一把。”仿佛时间又回到了高考填报志愿的那一天,只是父亲冗长的说教,换成了KK热情的鼓舞。


我突然发现,似乎全世界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只有我还茫然的一无所知。

    

KK和我参加了两次研究生考试,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,跟在一旁打酱油的我,却在第二次成功了。


查询成绩的那一天,我接到了KK哭到支离破碎的电话,却不知道说什么话才算得体,茫然且毫无目标的我,与踌躇满志的KK,不知谁更应该拥有进一步学习的权利。


在那一瞬间,我陷入了一种荒诞的感觉之中。


单单



“听说单单终于考上研究生了。”


那是在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上,KK端着盘子挤过来坐下,语气平静。她点开手机屏幕看了一下,并没有新消息传来,于是按灭了屏幕。


离开大学校园已有六年,单单的传说一直在小范围流传着。


有人说,她毕业后更换了手机号,与所有同学切断联络。有人说,她始终没有工作,一直在家准备研究生考试。有人说,她父母很担心她的状态,不知道她要考多少次才会死心。


一个人毕业后闷在家里啃老,怎么看也不是正常的生活状态,抱着这样的心态考上的研究生,不知有没有能力念完。况且学历水分越来越大,念下来究竟值不值得,判断标准也越来越模糊了。


我不知道KK心里是怎么想的,毕业后我们从未谈起过她,只能地接了一句:“确实太不容易了,应该祝贺她啊。”


KK似乎在专心低头切盘子里的肉,没什么反应,正当我准备转移话题的时候,她突然开口道:


“希望她今天这样不是我害的。”


学习打扮,紧跟时尚是外院女生的必修课,已经被校服和亲妈囚禁了十多年,终于熬到了放飞自我的时候。不合时宜的透视装,血红色的长指甲,草黄色的长发都是校园中的流行款。


单单则是我们这样一群妖魔中的清流。她穿着朴素,是个脾气很温和的姑娘,走路微弓着背,说话慢条斯理,眨眼的速度都比常人要慢上一倍,以至于第一次见到,我以为她要比我们年长好几岁。


但KK说,单单其实年纪比我们还要小。宿舍卧谈时单单曾讲过,家里人为了让她能提前一年上学,特意提了一篮子鸡蛋找到校长,请对方将自己的孩子收下。


这是电视剧里才能看到的情节,想来单单家里也并不富裕吧。但她又说自己长在部队大院,似乎并不是经济困难的家庭。


现在想想,单单身上有不少矛盾的东西。


比如她还讲过,自己在高中时毫无缘由地遭到了全班同学的欺凌,没有人愿意和她讲话。


这些故事是在刚开学的宿舍卧谈中讲述的,大家对同宿舍的陌生人充满了好奇。听完这故事,全宿舍的姑娘义愤填膺,表示那群人真是混蛋,今后再也不会让这样人畜无害的姑娘受到伤害。


大学宿舍多数矛盾都源于生活习惯的不同。大家很快发现,这看似无害的姑娘,背后有很多令人困扰的作息习惯。


比如单单从不肯去公共浴室洗澡,也很少更换床单被褥,空气似乎在她的床铺附近停滞了;比如她早晨6点就会闹铃大作,梳洗后坐在床边小声朗读课文,吵得赖床的人不得安宁;比如她自带妈妈般唠叨的性格,吃饭时会像祥林嫂一样念叨大家剩饭浪费。


这些最初大家觉得有趣的习惯,随着时间的推移,渐渐变成了让人咬牙切齿的行径。


但始终没人敢直接了当地提出来。


这姑娘太没有自信,一点点负面的看法,都会引起她一连串的自嘲和自我厌弃。我不知道她在高中时代经历了什么,但她明显从未从阴影里走出来。


我隐约感觉单单始终将KK视为假想敌,常会做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,比如起床一定要更早,吃饭速度一定要更快,晚上睡觉一定要更晚。


一次期末复习,我和KK遥遥望见单单还在埋头苦读,便走过去招呼她一起回宿舍。她独自坐在一张很远的桌子上,啃着一本不知道是哪里借来的参考书,看我们走过来,缓慢地眨了眨眼睛,温和而连贯地说出我们都听腻了这段的话。


“我脑子笨不如你们记忆力好,我就是笨鸟呀笨鸟要先飞,你们先走吧。”


她的这番话,无论听上多少次,也让人不那么舒服。


我转头看KK,她也显出了尴尬的神情。


“你说她是不是学习方法有问题?”走出图书馆后KK很疑惑:“我经常看到她看书的时候其实是在发呆,如果专心把书看完,何苦熬这么晚呢。”


大三的时候,单单决定加入考研大军。和普通人一次考上的心态不同,单单认为以自己的智商来说,起码也要考上两年的时间。


有了多余的一年的时间,她越来越多地闷在宿舍里,常说一些关于考研的丧气话。


“我这个智商啊,即便是过了笔试面试也会被刷下来。人家看我和KK站在一起,谁会想录取我呀。”


那时正是兵荒马乱的考前冲刺期,大部分参加考试的人已经常驻自习室。晚上我刚回到寝室,就听同屋人说,KK和单单打起来了,因为后者偷了她的校园网流量。这件给班级蒙上阴影的事件,如今想起来也很不寻常。


KK是出了名的不拘小节,这次不知为何,拒绝接受单单“失手用错”的借口,定要把“小偷”的名号灌在她头上。


“就算是输错了学号,你会连密码也输错吗?如果不是蓄意盗用,你会用到一毛都不剩也不和我说一声吗?”


刚走出宿舍,我就听到了KK讨伐的声音。


在这场对峙中,单单除了最初的辩解,之后没有再说一句话。没有人愿意出头为她讲话,三年多相处下来,那些没有勇气当面讲出来的抱怨,迫切希望在毕业前找到宣泄的出口。


但不是所有人都像KK一样,能把难听的话当面说出来,更多的话都在背后悄悄蔓延。


“她的穷不会是装的吧,真穷还能在家啃老一年?“


“她可一点也不笨,跟班里最有钱的姑娘做好朋友,这些年不知蹭了多少东西。”


“据说连档案都寄放到那姑娘家的企业里去了……”


“八百年都考不上研究生吧哈哈哈……”


有些人面对冲突会暴跳如雷,有些人会息事宁人。但单单一言不发,这让我觉得有些不安。中伤当中,有多少是真的呢?这些流言蜚语是KK始料未及的,不知道她是否意识到,自己在无意中放出了众人心中的魔鬼。


毕业照片中,单单站在一个靠后的角落位置。她个子矮小,不知为什么没有坐在前面,在众人的簇拥之中,最终她只露出了一双眼睛。


那是一双神情木然的眼睛。


后记




这一期的每日书写到阿岚和KK的故事时,不知是不是近情情怯的缘故,让我非常恐惧。


也许因为这两位今天仍然是我最要好的朋友,以至于我从未想过像对已经失去联络的老猫和小松那样,对她们的人生写下一个最终评价式的话语,这让我写得非常艰难。最终落下笔的内容,连脑子里的五分之一都没能说清楚。毕竟在记忆中的她们,已经和如今的她们有了巨大的不同。


在每日书里写这个题目,最初是因为参加了一项心理学实验,主要针对有社交恐惧的患者,希望用心理干预的方法让患者走出阴影。


实验有两轮筛选测试,做完我其实觉得有些疑惑,因为我并不是真的惧怕和人交流,而是在交往过程中,总有什么东西横在我和对方之间,让我无法再向前一步。


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


于是我开始回忆自己过去的生活,发现这种阴影始终存在。而且它并不真的是社交恐惧,而是伪装成了社交恐惧的模样。


我发现自己最难应对的,是看到别人比我更好,这个病症随着我学业的增进而越发明显。


其实这也很好理解,凭分数说话的年代,周围只能出现越来越多的学霸。一开始出现这样的情绪时,我非常恐慌,这种嫉妒心和我本身的性格非常不相符,于是我全力将它掩盖起来。学生时代我们有一个特点,如果一篇课文后面有计算题和思考题,肯定会冲过去做计算题,把思考题抛在脑后。


只是人生并没有那么多计算题,我逐渐失去了做思考题的能力。


在拼命掩盖这部分心情的过程中,我变得奇怪而纠结。一方面我希望维持自己友好的形象,另一方面,我越来越无法控制内心的心魔。


这是一个人撕裂成两半的故事,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有这样明显的纠结,感觉羞耻的同时,我迫切希望把两半合成一体,不论最后合成的是一个多么奇怪的样子。



(内容节选自作者的八月每日书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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